英國馬戛爾尼使團送給乾隆皇帝的禮品中包含馬車和炮車，在中文禮單中分列第15和17位，并不像科學儀器那樣惹人注目：
第十五件：車二輛。敬獻大皇帝萬歲御坐，一輛為熱天使用，一輛為冷天使用。
第十七件：銅炮、西瓜炮數個。操兵可用。并有一小分紅毛國兵，跟隨貢差進京。若是大皇帝喜歡看西洋炮法，能在御前試演。
但據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禮品購買清單，購置、改造和包裝馬車的費用高達2123英鎊，遠超禮單前兩項的天文地理大表（Planetarium，約1263英鎊）和天地球儀（Globes，約971英鎊），是使團禮品中最貴重的單項。炮車則由英國政府提供而非東印度公司采購，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為操作這些馬車和炮車，使團還配備了一個馬夫、一個馬具匠和二十名皇家炮兵隊士兵。
嘉慶帝《職貢圖聯句有序》中描述：“英吉利本亦荷蘭屬國，其地富厚，其人亦工巧，能制車輿、儀器。”在清代宮廷的認識中，車輿與儀器并重，代表著英國的技術與藝術成就。但在馬戛爾尼使團的相關研究中，對科學儀器有著較為廣泛的討論，而對與之同等重要的馬車和炮車則鮮有涉及。本文結合中英雙方檔案和圖像資料，對使團在京期間的獻禮與自用、使團離京后的繪圖與陳設、圓明園浩劫后的流轉與收藏等情況展開研究，力圖還原馬車和炮車從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至咸豐十年（1860年）的歷史際遇。
獻禮與自用
一、三駕馬車
依據清單，使團共購置了三駕約翰·哈契特公司（John Hatchett and Co.）的馬車帶往中國。其中，涼車（Summer Chariot）和暖車（Winter Chariot）是送給乾隆帝的禮物，第三輛馬車（Third Chariot）為馬戛爾尼自用。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793年8月30日）有關“城內存留貢物數目”的奏案記載了前二者的尺寸：“車二輛，涼暖各一（高九尺，寬六尺，通長二丈，四輪獨轅）。”按1尺折合0.32米換算，兩車各高2.88米，寬1.92米，含轅通長6.4米。為符合禮儀，兩車在裝飾方面特意使用了黃色調為主的材料，并繪制了花紋。不同之處在于，涼車包含八塊玻璃和八扇百葉，暖車僅為四塊；涼車使用了波紋塔夫綢內襯，而暖車則為天鵝絨；涼車兩門上繪制了象征性的人物畫，而暖車則無。
作為大件禮品，涼車和暖車并未被帶往熱河，而是暫存在北京城內的使團寓所，等待乾隆帝從熱河返回后觀看。1793年10月1日，皇帝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兩輛馬車被送往圓明園進行組裝，“這幾輛四輪馬車和其他東西也運到了同一地點。大使團的馬具匠、木工匠和幾個機器匠的下手被派到那里去做拆卸和裝配到車上等工作。”10月5日，乾隆帝觀看了安裝完成后的馬車等禮品，并賞賜了英國工匠，“木匠和幾個助手被派到圓明園去清理和裝配車輛……皇帝親自到了宮里，看過這些禮物以后，他愉快地命令付出八個銀錠給每一個人。”
第三輛馬車為馬戛爾尼和小斯當東在從北京去熱河的路上使用，這在使團成員的回憶錄中有著豐富的記載，生動反映了當時英國人對中國馬車的看法、中國人對英國馬車的好奇、中國官員乘坐馬車時的感受，以及這輛馬車最終的歸宿。
8月30日，在啟程前往熱河之前，第三輛馬車在城內寓所組裝并進行了試駕，引發不小的轟動：
這天早晨，請木匠來拆卸出一輛包裝好的斯當東爵士的舊輕便馬車，馬戛爾尼勛爵建議坐這輛馬車到韃靼。這車子引起了中國人的絕大注意，他們涌到車子周圍來看它的結構和制造的材料；對這些他們極為驚奇的觀察著，有些人這樣的殷切地要了解它的全部構造，竟照它畫出了各種圖樣……駕馭馬車的御者們被允許用一小時時間在北京街道上練習行車，由官員和士兵保衛著進行。
在去熱河的路上，隨行的中國官員（喬人杰和王文雄）初次體驗了英國馬車，為此興奮不已：
從北京到韃靼區這條路上，這樣規模的大馬車，大概首次遇到。特使有時約請幾位同行的中國官員進到車來同坐一起。中國官員最初怕車身太高，容易傾覆，特使告訴他們絕對安全。他們坐在車上，看到各種靈巧設計，嘗試到舒服的彈簧座位，可以隨意開關的玻璃窗和百葉窗，車子走得又穩又快，他們樂不可支。
在使團倉促離京時，馬戛爾尼將這輛馬車作為禮物送給和珅，但遭到了拒絕。馬車最終隨使團乘船離開中國，并在印度進行了修葺：
馬戛爾尼勛爵把他的花馬車作為禮物贈送給閣老，但被拒絕接受。于是就再提出要求，要把它拆卸包裝，但沒有得到任何答復……但是在我們到通州時卻發現這輛馬車已比我們先到那里……于是把它移到河邊，在那里做了只箱子把它收起，防止繼續受損，重行派定一只船運載這車輛。以后在中國經過了好幾個碼頭，最后在印度麻德拉斯再加繪畫修葺。
在英國人眼中，中國的普通馬車笨重而不舒適：
他們除了一種較高的車外，沒有構造更好的旅行輪車。最好的是車安在四個笨拙的輪子上，由五匹馬或騾拉曳，兩匹并排在車轅內，三匹并排在前。車子沒有彈簧，因此極不舒適。馬鞍、籠頭和馬匹的裝備，粗制濫造，比需要的重得多，對人畜都不方便。
即便是乾隆帝的馬車，也依然是“一輛兩輪的笨拙而沒有彈簧的禮儀車”。因此，無論馬戛爾尼或斯當東均認為英國馬車在中國將有巨大的市場：
他們十分喜愛我旅行熱河時乘坐的輕便、整潔和寬敞的郵車，我的車夫駕駛之大膽、靈活及安全幾乎把他們驚呆。我們的馬鞍和其他部分的馬具特別吸引韃靼人，我想他們有的人可能逐步采用。
皇帝轎后有一輛二輪馬車，式樣笨重，又無彈簧座位，同中國的普通馬車相差無幾。車上鋪著黃綢，可能是準備皇帝在路上偶爾換著坐的。同英國贈送的舒適、輕便、華麗的馬車比較起來，上下懸殊簡直無法比擬。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總無法否認和抵抗舒服方便的實際感覺。如同鐘表和布匹一樣，將來英國馬車也將在中國是一大宗商品。
但在中國人眼中，情況恰恰相反，英國馬車的設計不符合儀禮，皇帝根本不可能使用：
由哈特切蒂（Hatchett）生產的兩架漂亮的車比其他禮物更使中國人迷惑。在首都人們從未見過類似的車，他們對車上皇帝座位的爭論十分可笑。冬季的車廂、馬車夫座位上的布篷有用玫瑰花裝飾的漂亮邊緣，其神氣的外觀和高踞的地位，按大多數人的意見，立即被斷定是皇帝的座位，但車內是誰的座位難以回答。他們審視了窗、簾和幕，最后得出結論，那不過是他嬪妃坐的。老太監來向我了解情況，當他得知那高座的是馬車夫的位子，皇帝的座位在車內時，他冷笑著問道，大皇帝焉能坐在一個位置比他高、背對著他的人下面？同時他想知道，我們能否不把車廂設計在車體的后面。
當作為禮品贈送皇帝的華麗馬車安裝就緒之后，中國官員們一方面固然非常欣賞，但聽說這樣高的座位是屬于御者的，他們非常吃驚的認為任何人的座位怎么能高于皇帝的。
二、八門炮車
炮車的數量在奏案中記載為八門，其類型和尺寸分別是：“西瓜炮二個（徑二尺二寸，長二尺二寸）、銅炮四個（徑一尺，長五尺）、銅炮二個（徑一尺二寸，長三尺）”（表一）。參考隨團士兵薩繆爾·霍姆斯（Samuel Holmes）的記錄，應分別對應2門12英寸榴彈炮（twelve-inch howitzer）、4門1磅炮（one-pounder）和2門3磅炮（three-pounder）。
表一 奏案所載炮車數量和尺寸
使團在通州登陸后，就將炮車組裝了起來。
皇家炮兵隊的巴瑞施副官同他的一隊人員去檢查軍械儲藏庫。他們也把槍炮裝置了起來，并且放到它們的車輛上。這些軍器包括六尊新的銅野戰炮，兩尊迫擊炮，一尊堡壘炮，和全套的炮兵隊所用的器械。
從通州到北京的路上，“送給皇帝禮物中的8門輕型野戰炮是這支隊伍的押尾”。使團成員移居北京城內寓所后，“六尊小炮，兩尊臼炮配上了所有的附件裝上了炮車，放在大使住屋前面的內院里”。
六門小炮原本計劃帶往熱河為皇帝演示，但在寓所試演后，被欽差（福康安）否決：
在攜帶的禮品中有六門非常精致的架在車上的小銅炮。每門炮每分鐘可以連續發若干響。如此輕快的發射物在當時在場的欽差看來卻非常落寞，他毫不介意地說這種武器中國軍隊里也有。最初他希望特使把所有禮品都帶到熱河，而現在他又非常奇怪地說，皇帝很快就要回北京，這些炮也不必帶走。
與馬車類似，兩門大炮在乾隆帝返回北京后被送往圓明園。
一位官員從皇帝那里來要求把禮物中的大炮立即送到圓明園去，以便檢查試驗：中國人自以為他們也熟練于試驗，英國炮兵竟未能依預期到現場去表演他們在機械科學和開炮技術上的特有的本領。
乾隆帝觀看了炮車演示，但反響并不積極，有使團成員甚至將被驅離北京的原因歸咎于此：
也有這樣的傳說，當這些銅臼炮在皇帝面前試演時，他是贊美這些有破壞力的引擎的技術和技巧，但是他反對那種運用這些銅臼炮的民族精神，他對這種破壞性利器的進步同他們所崇尚的以仁慈為懷的宗教原則不能調和。
繪圖收藏
一、三卷《輿蓋圖》
使團離開北京后，馬車和炮車被送往離宮安設或收貯。乾隆六十一年（嘉慶元年，1796年），造辦處如意館奉旨繪制了三卷包含馬車和炮車的“輿蓋圖”（或稱“車轎傘圖”）。依據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三月初三日（4月10日）奏案，圖卷原交西洋人繪制，但出現了問題，改由伊蘭泰之子清柱等人共同繪制。五月二十五日（6月29日），清柱、和柱完成起稿，奉旨照稿用宣紙著色繪畫，此為第一卷。十月，清柱照原圖用宣紙再畫一卷，此為第二卷。十二月，清柱再畫一卷，此為第三卷。三卷均裱為手卷，前兩卷配楠木匣，第三卷配袱、別、匣：
遵旨查得所繪英咭唎各國恭進車轎等項圖樣，理應交如意館繪畫，乃奴才福長安、豐紳殷德并未留心交辦，以致線法不能如式，均屬非是，仰蒙指飭，實深惶悚，應請將奴才福長安、豐紳殷德各罰俸三個月，并將如意館司員員外郎福慶、金江各罰俸半年，以示懲儆。至奴才盛住于繪畫事件并不催令西洋人趕緊辦理，亦有不合，應請一并罰俸三個月。現在即令伊蘭泰之子清柱、合柱等幫同趕緊繪畫，再行呈覽，伏候訓示，謹奏。
乾隆六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1796年7月1日），員外郎福慶押帖，內開三月初四日（4月11日）太監鄂魯里傳旨：廓爾喀英吉利緬甸南掌所進車轎傘，著清柱、和柱起手卷稿一張，欽此。于二十五日（6月29日）起得手卷稿一張呈覽，奉旨照稿用宣紙著色繪畫，得時裱手卷一卷，欽此。
乾隆六十一年十月十五日（1796年11月14日），員外郎福慶押帖，內開九月初三日（10月3日）太監鄂魯里傳旨：將畫過廓爾喀安南英吉利南掌車轎傘手卷著清柱照原圖用宣紙再畫一卷，欽此。
乾隆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1796年12月13日），員外郎福慶、祥紹押帖，內開十一月初二日（11月30日）軍機處交清柱畫廓爾喀英吉利緬甸南掌所進車轎傘手卷，傳旨交啟祥宮裱手卷一卷，欽此。
乾隆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1797年1月13日），員外郎福慶、祥紹押帖，內開十一月二十四日（1796年12月22日）太監鄂魯里交清柱畫廓爾喀緬甸英吉利南掌四國所貢輿蓋圖手卷二卷，傳旨交啟祥宮配做南木手卷匣二件，欽此。
乾隆六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員外郎福慶、祥紹押帖，內開十一月二十八日（1796年12月26日）太監鄂魯里傳旨，將畫過廓爾喀緬甸南掌所進車轎傘手卷著清柱照原圖用宣紙再畫一卷，得時裱手卷一卷，配袱、別、匣，欽此。
二、三宮陳設
繪成的三卷“輿蓋圖”分別陳設于紫禁城內的坤寧宮東暖閣、乾清宮西暖閣和寧壽宮區域的景福宮。據陳設檔記載，“坤寧宮卷”名為《廓爾喀英咭唎南掌緬甸四國輿蓋圖》，“宣統十四年”（1922年）被“澤公爺（載澤）、耆大人（耆英）等”要走。“乾清宮卷”和“寧壽宮卷”均名《廓爾喀英咭唎南掌緬甸四國所貢輿蓋圖》，“宣統十四年”被統一收入乾清宮，裝入“地字第一箱”和“地字第四箱”，去向不明。
三、《石渠寶笈三編》收錄
三卷中的“寧壽宮卷”被《石渠寶笈三編》（成書于嘉慶二十年，1815年）收錄，留存下較為詳細的記載，揭示出更多關于“輿蓋圖”的細節。錄著顯示，該卷繪成于乾隆六十一年十月，圖幅縱一尺三寸二分（約合42厘米），橫一丈八尺四寸五分（約合590厘米），圖中共繪制了十件乾隆五十七至六十年間由廓爾喀、英吉利、緬甸、南掌四國所進“輿蓋”，每件均標注“楷書標題并滿洲、蒙古暨本國字音譯”四體文字（圖一）。
圖一 《石渠寶笈三編》收錄寧壽宮卷“輿蓋圖”（故宮博物院藏）
幸運的是，此卷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名為《清柱和柱繪英吉利等國所貢輿蓋圖卷》，卷首殘。從繪成時間（乾隆六十一年十月）來看，應是上述如意館所繪第二卷。圖中繪有英使團所進涼車、暖車和兩門炮車，圖旁用漢、拉丁、滿、蒙四種文字標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吉利國王熱沃爾日恭進涼車一輛”“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吉利國王熱沃爾日恭進暖車一輛”“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吉利國王熱沃爾日恭進炮車一輛”和“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英吉利國王熱沃爾日恭進炮車一輛”（圖二）。
圖二 《清柱和柱繪英吉利等國所貢輿蓋圖卷》中的英國馬車、炮車及四種文字標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對照東印度公司禮品購買清單，可以清晰地辨識出兩車上的黃色織物和花卉圖樣。涼車一側為整面玻璃窗和百葉扇，車門上繪制帶有中國風格的人物畫。暖車的玻璃窗較小，車門上也沒有繪畫。兩車均為四輪獨轅，車夫的座位高高在上，印證了前述中方人員的質疑。
四、系統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如意館還奉旨繪制了與輿蓋圖式樣相同的《安南緬甸庫爾喀西番樂器圖》：
乾隆六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798年10月29日），接得員外郎福慶、祥紹押帖，內開五月初十日（6月23日）太監鄂魯里傳旨，安南緬甸庫爾喀西番樂器，著清柱和柱照輿蓋圖手卷式樣起手卷稿一卷，于五月二十六日（7月9日）呈覽，奉旨照稿準畫，俟畫完時各照例添寫滿、蒙、漢、西番四樣字，欽此。
這種系統性的整理，揭示出乾隆末年組織繪制一系列外國禮品圖的目的。通過對禮物的整理、繪圖和陳設，實現了對統治者個人武功和國家權力的歷史書寫與圖繪。下文還將看到，禮品實物被陳設于離宮前殿，也是對這種成就與權力的宣揚。
離宮陳設
一、分設于靜宜園和清漪園
檔案記載，乾隆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95年1月14日），乾隆帝對英國禮品整體進行了重新安排，馬車和炮車被送往靜宜園、清漪園及紫禁城外的武備院“安設”或“收貯”：
靜宜園安設暖車一輛；
清漪園安設涼車一輛；
靜宜園、清漪園各收貯一個，西瓜炮二個（炮子全）；
武備院收貯銅炮四個（炮子全）；
武備院收貯，又銅炮二個（炮子全；外火藥三十桶，火藥局收貯）。
但從奏銷檔來看，早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七日（1793年10月1日），也即英使團回程船只剛剛抵達浙江定海時，乾隆帝就已下令將暖車和一門炮車（據上文判斷為西瓜炮）于靜宜園勤政殿安設，隨后還拆除了暖車的裝飾皮邊。“（八月）二十七日，金簡、伊齡阿交暖車一輛（鋪黃倭緞坐褥二件，玻璃四塊，隨鞍轡四分，車前皮邊黃倭緞套一件）、炮車一輛，俱在勤政殿安設。于九月十二日（10月16日），奉旨將皮邊拆去，交衣庫”。推測涼車與另一門西瓜炮的安設時間也大致相同。二者在清漪園勤政殿的陳設位置，按照嘉慶時期陳設檔的記載，分別位于南北梢間（該殿面東）的書格前，北間為涼車，南間為炮車：
兩稍間安……楠木書格八座；
左格前設：涼車一輛（鋪黃綢坐褥二件，四面玻璃，車前黃綢蓋一件，周圍綴紙絹花，隨鞍轡四分，黃布夾套二件，黃布單挖單一塊）；
右格前設：炮車一輛。
這種馬車與炮車并置的方式，開創了清代禮儀性宮殿陳設的新模式。
二、合并至清漪園
自乾隆五十八年以來，馬車和炮車就一直陳設在清漪園和靜宜園的勤政殿，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這一年，內務府從靜宜園撤去陳設，將原安設于兩地的涼車、暖車統一調整至清漪園勤政殿兩梢間書格前：
兩稍間安……楠木書格八座；
格前設：涼車一輛（隨黃綢坐褥二件，四面玻璃，車前黃綢蓋一件，上綴紙絹花，鞍轡四分，黃布袷套二件，黃布單挖單一件）；
暖車一輛（隨黃緞坐褥二件，三面玻璃，車前黃緞套一件，黃布夾套二件，鞍轡四分）。
炮車不見記載，很可能收入了庫房。
三、收入北庫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兩車也被撤陳，收入清漪園勤政殿北庫：
北庫存貯：
涼車一輛（隨黃綢坐褥二件，四面玻璃，車前黃綢蓋一件，上綴紙絹花，鞍轡四分，黃布袷套二件，黃布單挖單一件）；
暖車一輛（隨黃縀坐褥二件，三面玻璃，車前黃緞套一件，黃布袷套二件，鞍轡四分）。
直到咸豐九年（1859年），檔案顯示兩車仍在北庫。
四、回到英國
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洗劫了圓明園，殃及清漪園，勤政殿被燒毀。在這場浩劫中，法軍將領蒙托邦發現了藏于庫房的馬車和炮車：
10月7日下午，蒙托邦將軍又去圓明園宮殿附近的各寺院巡視，那里離法軍營地不遠。回來的路上，他發現了一處庫房里放著一些馬車和成套的鍍金鍍銀馬具。一眼就能看出都是些歐洲貨。那是英王喬治三世（維多利亞女王的祖父）贈給乾隆皇帝的禮物，即1793年，由馬戛爾尼勛爵送來的。那些東西都原封未動，好像從來沒有使用過。還發現兩門榴彈炮以及全套配置（馬拉牽引車、炮架、炮彈），上邊刻著的日期是1792年，地名是伍爾維奇，即著名的英國皇家軍事學院所在地。另外，還有些馬戛爾尼贈送的禮品。那兩門榴彈炮和在大沽要塞發現的大炮以后都被送回伍爾維奇皇家彈藥庫。關于這一發現，沒有一個英國歷史回憶錄作家不言及的，在此就不多說了。
根據記載，兩門炮車被侵略者重新帶回英國，收藏在伍爾維奇（Woolwich）的皇家軍事學院彈藥庫（現為皇家軍事學院彈藥庫博物館，Royal Artillery Museum），今天的觀眾，還能看到這兩門歷經滄桑的炮車（圖三）。而兩駕馬車則很可能消失于破壞和大火。從浩劫過后清漪園勤政殿的陳設檔來看，幸存物僅剩“古銅鼎爐四件（內二件蓋，頂破）”，毀壞程度可見一斑。英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藏有一輛四輪獨轅的哈契特馬車，為1790-1791年制造，可視作馬戛爾尼使團禮品馬車的類似品（圖四）。
圖三 馬戛爾尼使團禮品炮車實物（英國皇家軍事學院彈藥庫博物館藏）
圖四 馬戛爾尼使團禮品馬車類似品（英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藏）
結論與討論
在英使團禮品中，馬車與炮車的性質本不相同。馬車是與科學儀器價值相當的奢侈品，是對乾隆帝喜好西方精巧器物的迎合，兼具實用功能。炮車則是武器，承擔著展示英國軍事力量的重任。但無論馬車還是炮車，在使團在京期間，雖然引起了普通民眾和隨行官員的興趣，但在乾隆帝及其近臣眼中，要么不合禮制，要么司空見慣，并未達到英方預期的效果。
從乾隆末年對外國禮品的系統整理來看，中方對馬車與炮車也并非不重視。二者與廓爾喀、緬甸、南掌等國所獻車轎、傘蓋一起，同被歸為“輿蓋”，大概視同儀仗。在這里，馬車和炮車的性質都發生了改變。從組織繪制三卷《輿蓋圖》、陳設三宮、收入《石渠寶笈三編》等舉措來看，乾隆帝更多地將其視作個人武功和國家權力的紀念物。這也可以解釋為何馬車與炮車被分為兩組，對稱布置于靜宜園和清漪園兩大離宮的前殿。
這種陳設模式是創新性的，一般的正殿梢間，要么布置相對私密的佛堂，如養心殿；要么收儲寶物，如乾清宮。以西洋馬車和炮車作為重點陳設物，極為少見。不僅反映出外來文化對清宮的沖擊，也意味著宮廷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和認知，值得后續關注和討論。這一陳設方式持續了整整五十年（1793-1843），又經歷了短暫的三年（1843-1846）調整，最終陸續收庫。14年后（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圓明園及周邊，為馬車留下了最后的記錄，并將炮車作為戰利品帶回了英國。今天，在英國的兩個博物館中，還能看到炮車的實物和馬車的類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