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紀90年代，我就從媒體的報道上獲知謝俊美教授在研究晚清重臣翁同龢，也許出于同姓緣故，讓我在記住翁同龢的同時，也記住謝俊美的大名。但我們真正的相遇相知卻是在上海中山學社的學術研討會上，因為姓氏筆畫數相近，在安排研討座位上往往緊密相鄰，這樣也就有了更多溝通和交流機會，逐漸成了無話不談的知己和學友。
謝俊美（左）與此文作者翁長松（右）攝于2021年6月
南開大學青年才俊
謝俊美，1942年生于江蘇鹽城，祖上屬河南陳留堂一支。東晉以后，從中原南遷，清乾隆初年由浙江落籍鹽城西鄉（今大縱湖鎮），耕讀為生。抗戰爆發期間，其父在反日軍掃蕩戰斗中受傷，落下病根難以從事體力勞動，1949年蘇北新中國成立后，應召出任小學校長，遂也成了謝俊美的啟蒙老師。謝俊美說：“父親自擔任校長，他識字不多，但意志頑強，經常冒雨冒雪向有文化老師求教。他的奮斗精神，頑強意志，給我影響很大，我在他的影響下，拼命讀書。”謝俊美是在大縱湖鎮讀完小學，1956年考取鹽城縣中。鹽中的前身為抗日軍政大學第五分校，校內正北樓是當年劉少奇、陳毅、洪學智等老一輩革命家辦公地方，使他受到革命傳統熏陶及參與力所能及的工作。據謝俊美回憶說：“曾參加中央省黨史辦對鹽城新四軍資料抄錄，這對我后來學習近現代史很有關系。何況我的故鄉就是革命老區，此外，胡喬木、喬冠華等都是鹽城人，這些都是影響我決定報考歷史系原因，周恩來總理南開畢業，令人景仰，也是直接影響我報考南開大學。說來湊巧，那天鹽城地區中等技校考試考場設在我校，作文題目是《雨后》。復習之余，我也作了一篇，并請語文老師修改，想不到這次高考作文題也是《雨后》，所以，我得了高分，被南開錄取。”
1962年，謝俊美考入南開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是鄭天挺教授。當時授課老師多畢業于西南聯大或留學歐美日本的高才生及學問深厚的學者。南開老師多以自己的著作授課，求真務實，豐富精辟，給予謝俊美日后教育研究以深刻的影響。在南開六年，謝俊美除了認真學習讀書外，曾任《火花》墻報主編，也曾參加過李秀成的學術研討會，代表南開年級發表評價李秀成的文章，受到老師魏宏遠、劉澤華、來新夏等名師的肯定和好評，同時，也折射出青年才俊謝俊美不俗的史學才識。1959年思想活躍，文筆流暢的謝俊美，又在《歷史教學》雜志上刊發了他的處女作《論清代閉關政策》，文中論述自給自足經濟是閉關政策的基礎，強調閉關阻隔了我國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也是導致中國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此文受到歷史學家戴逸關注，戴逸還聯系自己學術思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閉關的教訓》，參與討論讓謝俊美頗受鼓舞和鞭策。
1968年離校，謝俊美被分配到上海戲劇學院附中任教。他不忘歷史研究的當年初心，聯系故鄉曾受日軍掃蕩燒殺掠奪暴行，襁褓中被迫在蘆葦蕩中躲藏，險遭日軍殺戮的驚險經歷，萌發了工作之余，窮十年之功，搜集日本侵華史料，撰成了一部近30萬字的《日本侵華史》書稿，以揭露和聲討日軍侵華的滔天罪行。
謝俊美先生近照
師從陳旭麓受賞識
上蒼不負有志者和有思想準備的人。1978年我國恢復研究生招生，謝俊美報考了華東師范大學研究生，他是拎著這部《日本侵華史》書稿與陳旭麓教授見面的。陳教授被他的韌勁和求知精神所打動，錄取了他。
說起陳旭麓，讓我也聯想起我1974年與他交往的歲月。那年我作為《文匯報》通訊員，經報社理論部主任張啟承的推薦參加了上海市委寫作組舉辦的首屆歷史學習班學習，學習班設在原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漕溪北路40號）四層樓高那幢大洋房內。當年我就是在歷史所內零距離聆聽他講授中國近代史。那年他56歲，我23歲，咱們幾乎是兩代人，記得他操一口湖南土話，初聽有些難懂，但時間長了、聽他授課多了，也就習慣，也不影響交流了。
陳旭麓天庭飽滿，兩眼炯炯有神，但他不修邊幅，長年穿著那件陳舊的中山裝，顯得像個土里土氣農村大爺，但這不影響他做學問和非凡的史學造詣。他對年輕學子熱心呵護，循循善誘，予以無私指導和鼓勵。記得一次見我手中握著一卷唐代著名史學理論家劉知幾所著的《史通》線裝本，笑容可掬地說：“小翁，多讀古籍經典好，堅持數年必有收獲！”接著又說：“天下做學問，無捷徑，唯有多讀經典、勤思考、多動筆，才是正道！”寥寥數句，醍醐灌頂，從此長年在我心中回蕩，鞭策我前行。這番話是陳旭麓長期治學的經驗之談和思想精髓，也是他所以能從湘鄉私立起陸中學任教，一路走來，脫穎而出，創造‘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思想學說的關鍵因素，獨領風騷，成長發展為大學名教授，名揚遐邇歷史學家的成功秘訣。
大凡造就一位學者，除他本人天賦智商高外，在其成長過程中往往擁有一個優秀指導老師也是至關重要的。謝俊美是有福的幸運兒，竟然在研究生學習成長過程中有緣成為陳旭麓學生。自1978年，他成為陳先生學生后，一邊聽先生講課，一邊為先生搜集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相關資料，還負責幫先生記錄整理講稿。先生對謝俊美頗為賞識，也加倍呵護和指導，不僅教他如何治學，如何為文，還引導他在宏觀、理論、辯證、邏輯思維方面下功夫，在研究人物上學會形象思維；在史料應用上，強調“研究歷史，光有史料不行，要善于將史料消化理解后，融入文章里”，即如何學會用自己語言去表達思想內容；在寫作技巧上，為文要有文采，力求形成個性語言特征。為了更好提高唯物史觀和古典文化素養，先生還要求謝俊美多讀書、多讀馬克思哲學著作，多讀文學經典名著，例如《紅樓夢》、古今小說、唐詩宋詞等。在先生指導下，謝俊美不僅讀了數以百計的中外經典名著，達到融化貫通境界，同時，還深入地明確了讀書學習目標和奮斗方向，更加踏實自信和向前。
協助“新陳代謝”研究
人是要有點精神的，做學問也是如此。1981年謝俊美研究生畢業留校，出任陳旭麓中國近代史研究室學術秘書，協助先生從事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課題研究，并為先生查找資料，整理文稿，有時也偶爾代為起草文稿，從中得到先生的許多教益和指導，迅速增長了學問和才華，同時也為后來陳旭麓《中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版）的成功問世貢獻了一份力量。作為弟子，謝俊美始終以崇敬眼光瞻仰著先生，不斷地接受著先生學術文化的傳授和熏陶，亦步亦趨，十年磨一劍，終于修成真果。
近代中國是我國歷史的重要轉折時期，也是近代中國政治制度變化最大的時代，由一個封建君主制演變為人民民主共和國。但長期以來卻少有人研究，即使有人問津也是蜻蜓點水，例如我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范文瀾雖完成了《中國通史簡編》巨著，卻僅寫出上冊本《中國近代史》。陳先生對當年史學界這種舍近求遠，厚古薄今的學術研究動態很有想法，并針對這一現狀經過多年深思熟慮的思考和研究，有的放矢提出全新的“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學術思想，即用“新陳代謝”一詞來形象生動地展現近代中國社會的百年歷史“變”的特點，響亮地指明中國近代社會是一個動態的、新陳代謝迅速變化發展的社會。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接踵而來的外力沖擊，又經過獨特的社會機制由外來轉為內在，推動民族沖突和階級對立，表現為一個又一個變革浪頭，迂回曲折地新陳代謝的社會發展形態。先生的這一史學觀生動地揭示了我國近代社會發展本質特點，也為后人研究中國近代史開辟了一種新方法和新途徑。為了深入研究和傳播“新陳代謝”思想學說，先生指定愛徒謝俊美參與該課題的研究。陳先生對他說：“早年錢實甫教授對清代官制作了多年梳理，但沒有講‘變’，你要在‘變’字上下功夫。”謝俊美不負恩師的期望，遵照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歷史觀，歷時十余年最終完成了一部45萬字的《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全書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中的軍政府》《民主共和國的建立和夭折》《聯邦制論和聯省自治運動》等20個章節，集中論述了鴉片戰爭后到民國初期中國政治制度“新陳代謝”的重大演變。書出版后受到政治學、歷史學專業和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歡迎，當年被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列為優秀的學術著作，很快銷售一空再版。201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第三版，并成為南開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浙江大學等全國諸多高校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必讀參考書。
翁氏研究第一人
說到謝俊美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成果，筆者最為欽佩和欣賞的是對翁氏的研究成果。據唐代譜牒姓氏之學專著《元和姓纂》記載：“周昭王庶子食采于翁山，因以為氏。”又見《姓氏考略》：“周昭王庶子食采于翁山，因以為氏，望出錢塘。”故翁氏譜牒《翁氏源流歌》中開首說：“翁氏肇翁山，在周乃姬姓。”這是有歷史文獻記載的。翁氏為周昭王后裔，已有三千余年的歷史，是個有著悠久歷史的古老姓氏，也是個有趣的歷史文化話題。這個話題也很早引起思維敏捷的謝俊美關注和重視。
謝俊美在《政治制度與近代中國•前言》中說：“1981年我開始領受這一課題后，不久，又開始有關常熟翁氏，尤其是對翁同龢的研究。在這兩項研究中，以翁氏研究費力最大，費時最久，在社會上產生的影響也較大。”那么清代名臣數以百計，謝俊美為何唯獨青睞選中翁同龢呢？對這個問題在近期獨家專訪中，謝俊美為筆者做了解釋：“翁氏是江南大族，父子同朝為帝師，職掌文衡，一門四世，代有才人，是江南少有的望族，翁心存主朝清正，翁同書、翁同爵、翁同龢協執掌權衡，這些在當時世族中少有，且人品高尚，有才有德，我看了史料，對這一家族肅然起敬。所以，決心一輩子研究這一家。”言者心聲!這是謝俊美由衷的肺腑之言，他是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經過努力終于寫出了《翁同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這是謝俊美的第一本書，也是翁氏研究系列的第一種。為此謝俊美花費了極大心血。翁同龢身前雖留有一部手寫日記，由于種種原因，卻屢遭刪削改纂，且手跡多處涂改，不易辨識，但謝俊美沒有畏難退縮，反而認為要研究翁氏必須先讀通讀懂這部傳世手跡本《翁同龢日記》，經過一年多夜以繼日地披閱努力，終于將日記“啃讀”一遍，并按日記中所提人物、事件做成卡片，而后再去查閱相關資料。同時他又閱讀《清實錄》《光緒朝東華錄》《籌辦夷務始末》《清史稿》等，進行地毯式搜檢，還不辭辛勞去上海圖書館，上海各高校圖書館查找，甚至多次自費前往北京、南京、蘇州、常熟、合肥、長沙、廣州等地全國性大查找，瓜熟蒂落，終于有了這本傳記。陳旭麓也很高興地說：“翁同龢已死了80余年，卻還沒有人寫過，如今謝俊美填補了這一空白。”
在成績面前，謝俊美沒有沾沾自喜，停輟不前，而是躍馬揚鞭奮勇向前，后又有《翁同龢傳》《常熟翁氏》《翁同龢評傳》《翁同龢集》《翁同書傳》《翁同龢年譜長編》《翁同龢人際交往與晚清政局》《翁同龢與近代中國》等翁氏系列作品問世，其中不乏精品巨著，如《翁同龢年譜長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全書3大冊，1990余萬字，長達1815頁，被評為2018年該社文科類的十大優秀著作之一。此長編以翁同龢為主線，從大量的翁氏文集、日記及相關資料中爬梳、羅列、提煉，展現翁同龢跌宕起伏，充滿懸念，人生的活動軌跡，還入木三分的理清翁同龢身上發生的一些歷史懸案，例如1898年翁同龢被開缺回籍，究竟是西太后還是光緒旨意？這在我國史學界曾眾說紛紜，莫衷是一，現經謝俊美的研究和推敲及“親見光緒帝朱筆所書同龢開缺回籍的諭旨，是光緒帝下令讓同龢回籍”記載，終于水落石出，正本清源，解決了這件歷史懸案，可見《長編》的嚴謹和權威性，也折射謝俊美治史和著作的科學嚴謹性。
《翁同龢人際交往與晚清政局》（上海書店出版社2018年6月第1版），則是一本極佳展現翁同龢人際交往眾多歷史實錄，全書有《家族與家世》《同光問政》《甲午年間》《戊戌前后》《人際交往》《晚年在籍與去世》等七大部分，約750萬字，并附錄有《翁同龢生平大事簡表》《百年來翁同龢研究概述》《翁同龢開缺、革職原因考》《翁同龢日記刪削改篡影印出版的真相》等資料。謝俊美在《前言》說：“當初在撰寫和出版有關翁氏著作的過程中，因出版要求和字數限制，著重于翁氏本人的史跡撰寫，與之有關的其他方面并未展開，尤其是同政局息息相關的人際交往很少，對此一直抱憾至今。現在手邊留有大量未曾使用的檔案資料，這些資料雖很零碎，但屬于吉光片羽，很有價值；有些資料為史書所不載，棄之可惜；有些資料今人聞之未聞，幾近湮沒，尤其是翁氏人際交往，與帝、后、親王及部院大臣、地方督撫和眾多翰林編修交往的諸多細節為史書所不載，對于了解和研究晚清政壇和當時社會不無價值。”至此謝俊美憑一人之力將有關翁同龢傳、評傳、年譜、集子、論文集基本出版齊全，前后耗時40余年，計字近800萬，創我國史學界之奇跡，也盡到一名歷史學家的責任和義務，惠及后人，功德無量，無愧為“翁氏研究第一人”。
破解常熟和浙江翁氏關系之謎
近期也有文友對筆者發問：“翁先生，您也是翁氏后裔，在通讀謝先生有關翁氏研究的專著，哪一本印象最深刻？”我答道：“論書的史料和文化厚重，當數《翁同龢年譜長編》《翁同龢人際交往與晚清政局》名列在前，但憑個人閱讀感覺和情趣，最吸引我的是《常熟翁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此書不僅史料豐富，考證精辟，描繪細膩生動，還破解了翁氏先人的一些歷史謎團。例如對翁氏追根溯源的論述及落戶常熟的歷史考證，令我拍案叫絕，猶如撥云見日，茅塞頓開。
謝俊美著《常熟翁氏》簽名本書影和扉頁
筆者原籍浙江余姚，多年來一直欲解浙江余姚翁氏與常熟翁氏的關系，歷史上是否一家人？現據《常熟翁氏•第二章；由浙遷常，耕讀而仕》記載：“翁氏之先，出于姬姓。自周昭王封庶子于翁山，因以命氏。其后有稱（翁）弘者，仕楚，官左氶，居于梁的原城。西晉末年，因避石勒之亂，由原城北渡南來，定居于錢塘、仁和、海鹽、余姚一帶。”上述這段話，與筆者祖傳家譜《余姚邑翁氏宗譜》所記如出一轍，完全吻合，因此余姚和常熟翁氏皆為周昭王后裔，因避石勒之亂，遷居江南。時至元代至元年間，又有錢塘翁氏一支遷姑蘇平江（今蘇州）。明初，居姑蘇長洲翁壽一幼子翁景陽入贅常熟西南鄉事件，這就是常熟翁氏的始祖。初期翁景陽家境艱難，但他們頭腦清醒，明白要改變現狀，出人頭地，必須有所作為，唯一途徑是教子弟讀書，學而優則仕，方可光宗耀祖。此外，別無他途。經過七代人堅持努力，到了明代萬歷年間翁氏迎來了希望，苦盡甘來，誕生了常熟翁家史上第一批舉人、進士和從政的官員。至清嘉慶年間，翁心存進士及第，入閣拜相，翁氏家族開始進入鼎盛時期，到了翁同龢狀元及第，成為同治、光緒兩朝帝師，翁氏更是名震神州，光宗耀祖，名垂千秋。
謝俊美仿佛與筆者心靈相通，飽含激情地說：“翁心存一家，父子入閣拜相，同為帝師；叔侄聯魁，狀元及第；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如此功名福澤的，實屬罕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翁氏一門四世都能在八股時文外，勤研經世學問，在晚清復雜多變的朝局下，突兀崢嶸，雖履歷風波而終能化險為夷。尤其是翁心存、翁同龢始終能以經世有用之才匡時救國，他們清正廉潔，剛正不阿，正色立朝，其言行舉止洞觀朝局，對晚清政治文化曾產生過重大影響。”謝俊美妙筆生輝，將翁氏功德才華，畫龍點睛般展現得淋漓盡致，絕妙無比，因此翁氏傳記一經面世，頓時便博得中外史學界好評如潮。中國臺灣師大教授王家儉贊道：“大師一鳴驚人，誠史壇盛事。”韓國研究中國史“泰斗”閔斗基教授特邀請先生出席韓國翰林大學做學術報告，日本神戶大學、京都大學等紛紛邀請謝先生訪日講學，歐美著名大學也紛紛接踵而至，邀請謝俊美教授交流和講學。
筆下不同凡響近代人物
玉琢成器，靠的是功夫，學術成果，靠的是堅持。長期以來謝俊美在翁氏研究領域的堅持和深耕細作，自成一家，達到爐火純青，晶瑩透徹的程度。
為了研究和掌握翁氏家族的來龍去脈和悠久歷史，他不僅廣泛翻閱家譜、地方志、史書古籍，還多次冒嚴寒戰高溫往返于北京首都圖書館、中央檔案館、浙江檔案館、江蘇檔案館之間尋尋覓覓，查找翁氏檔案資料，辛苦不尋常。更不尋常的是謝俊美還苦心孤詣，別出心裁地將翁氏研究置于晚清和中國近代史之中來觀照，造就他在近代史研究領域中的一張閃亮名片。謝俊美說：“這樣立意高，也不多見。從這層意義上講，我是開拓者。近代史是中國歷史大變局的時代，研究歷史從來是為現實服務的，只有研究近代史，才能深入認識今天的一切。近代是現代的前天和昨天，知往知古，才能理解今天，知道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的歷史，才知道今天幸福來之不易，更愛新中國。”這樣也再次清楚地道出他的愛國情懷及研究近代史的目的和意義。
綜觀謝俊美作品我們會發現他的作品中具有一種鮮明閃亮的特點，緊緊圍繞我國近代人物、事件來展開的，不斷為我們呈現出一個個叱咤風云的英雄人物及驚天動地重大事件。如在《翁同龢人際交往與晚清政局•人間交往》中就敘述了名臣左宗棠功績：“1876年10月，左宗棠率軍收復了瑪納斯城，除了被俄軍占據的伊犁之外，新疆全被收復，清朝又恢復了對新疆的統治。”在《舉薦康有為》中，謝俊美不僅敘述翁同龢愛國理政，還披露舉薦和“密保”康有為支持戊戌變法的勇敢壯舉。那么當年翁同龢為何會將康有為推薦給光緒帝呢？謝俊美精準歸納為三點：一是“康有為的變法主張適應了甲午以后清朝統治的需要”；二是“翁同龢與康有為在學術旨趣方面比較接近”；三是“翁家與康家早有來往。”但關鍵是他們志趣一致，“1895年5月，康有為上清帝第三書，備陳變法先后緩急次序和下手之方，獻上富國、養民、教士、練兵四大救國方案。翁同龢見后，大為贊賞。”為此，翁同龢堅定地充當康有為與光緒之間聯系的線人，不顧個人安危為戊戌變法作貢獻。這再次生動展現謝俊美筆下近代英雄人物不同凡響的光輝形象。
說到謝俊美筆下的近代人物、事件，寫得最精彩的當數《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第1版）之中人物和事件。全書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敘述和介紹了我國近現代史上的鄒容、孫中山、黃興等12名著名人物；第二部分主要介紹了光復會、中國通商銀行、中華書局、“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中國同盟會等8家政治、文化團體和組織；第三部分主要記敘了南北和議、清帝退位、《臨時約法》等5件涉及我國近現代史上發生的重大事件，此外還附錄“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等。謝俊美在序中說：“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發展界碑性的標志。它繼承和完成了延綿二百六十多年秘密會黨的反清斗爭和太平天國推翻清朝的斗爭目標。而革命后建立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政權——“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則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王朝更迭嬗遞的歷史，開創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辛亥革命意義深遠，謝俊美將其歸納為五點：其一，“民主共和國的確立是史無前例的”；其二，“確立了民族國家的認同”；其三，“中國現代化開始起步”；其四，“催生了中國共產主義的興起和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其五，“給人們留下主權在民、國家統一，以及追求民族平等、民主正義的強烈理念”。謝俊美不僅以個性的語言，概括了辛亥革命歷史意義，還創造性地提出：“辛亥革命的成功可以說既是‘體制外革命’勝利的結果，也是‘體制內改革’失敗的產物。”所謂“體制內改革”，就是在保存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前提下，采用歐美日的相關政治法律制度，對現存的封建政權進行適當改革；“體制外革命”則借鑒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方式，組織政黨，發動民眾，武力推翻清朝封建君主專制統治，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就屬于體制外革命。這也充分彰顯近代中國歷史新陳代謝的思想理論，威武雄壯的一幕。
謝俊美著《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簽名本書影和扉頁
此書不僅談論辛亥革命，還談光復會、中國同盟會、國民黨的創建，也談中國通商銀行、中華書局的創立，更談晚清、近現代史中的英雄人物，展現這群歷史風云人物，如何為近代中國歷史新陳代謝發展變化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壯志英雄本色。謝俊美在書中以嚴謹構思，精美文字，再現了他們威武不屈，豪情萬丈，為中華開創共和制的豐功偉績，例如稱“共和國方案的設計者”鄒容，在完成從單純民族主義到資產階級階級民主主義轉化后，撰寫和完成的《革命軍》中首先“明確宣布革命的目的是要‘共逐君臨我之異種，殺盡專制我之君主，以復我之天賦人權’，建立平等、自由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并為這個民主共和國提出了具體方案，制定了二十五條建國綱領。”在論及“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時，更是飽含激情地說：“孫中山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中國近代化事業的先驅，最初設計者。”還稱辛亥革命元勛、愛國者蔡元培：“不僅僅是一位教育家，而且也是一位集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學者于一身的人物，這樣的人物在近代中國并不多見。”他也沒忘掉稱頌“從呼吁立憲到擁護共和”實業家張謇：“開始主張實業救國，后看到僅有實業還不夠，還須國家政治改良，進而主張君憲救國。待到這一政治目的無法實現，于是不再扶持清廷，而轉附共和，他的每一政治轉向都帶有強烈的反思和自我修正的意味。”張謇的思想乃至行為修正目的只是為了救國，為了中國現代化。謝俊美筆下有神靈，將這些近現代精英們的愛國情懷和先進的政治、經濟、思想理念展現得淋漓盡致，活靈活現。
晚年筆耕不輟著作等身
歲月無情，人生易老。謝俊美現已邁入83歲高齡歲月，鬢毛衰，白發蒼蒼，但可謂廉頗不老矣!他依然腰桿挺拔，精神飽滿，神采飛揚。讀書、治學、寫作不止步，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每次與他聊起讀書生活，神采飛揚，如數家珍，娓娓道來：“我愛讀古籍，如《綱鑒易知錄》《趙翼全集》《日知錄》《李慈銘讀書記》《四庫全書提要》《白居易全集》《三蘇集》《曾國藩全集》等經常翻閱，琢磨回味，樂在其中。一旦讀到精彩和有感處，我還會揮毫涂上幾筆寫成小文，投寄報社，與讀者交流。如近期就有《我的導師陳旭麓》《導師戴逸》《楊度的人生》《錢大昕的潛研堂》等，在《新民晚報•夜光杯》上發表，反響頗佳。”此外還有《東亞世界與近代中國》《中國通商銀行簡史》等專著問世，這是他晚年讀書與治史的產物，也是作為優秀史學工作者使命的產物。著作等身，成就顯赫，惠及后人，令人景仰。
謝俊美不僅是個歷史學家，還是個嗜好藏書的學者。多年來，凡與謝先生聊到藏書和讀書話題，他總是猶如打開的閘門，滔滔不絕地聊起所讀所藏古籍經典和近期著作。他謙虛地說：“我的藏書不多，卻也不乏古籍善本，如1924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本《翁同龢日記》、民國影印本《張季子九錄》等多種，哪天您讀書或研究需要我支持，我會為你打開借閱之門！”不久他就兌現諾言，為我提供多種所藏古籍和他本人的著作，并將沉甸甸十余冊書，肩背手提地送至我手中，好在他行走依然敏捷，步履矯健，令我驚嘆不已，但他畢竟已是耄耋老人，令我頗感意外和感激。
晚年的謝俊美很勤奮，依然才思敏捷，筆耕不輟，還經常會在報紙雜志上發表文章，如筆者就在《新民晚報•夜光杯》上讀到過他的《我的導師陳旭麓》《先生戴逸》《楊度的人生》《錢大昕的潛研堂》等生動活潑，人物楚楚感染人的短篇美文，例如在《先生戴逸》中寫道：“在1983年，我去常熟，戴先生正好也回鄉和我同住在當時的縣第二招待所。初次相見，只見他個子修長，對我問寒問暖，十分親切。對我研究翁同龢表示全力支持，并表示有什么困難一定想辦法幫助解決。我聽后，心里感覺到一股濃濃的暖意，感到遇上了一位好老師。果不其然，后來我到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查檔案資料，他給我寫信分別介紹北京的諸多先生助我。因他的介紹，我結識了中華書局李侃、陳錚、陳東林諸先生和侯明、歐陽紅等編輯，當時中華書局與國務院古籍整理小組有業務聯系，經中華書局推薦，我的《翁同龢集》納入出版計劃，后來最終得以出版。”這話雖不多卻將戴逸的人品、人脈、學問、秉性展現得淋漓盡致，一清二楚。后他們交往密切，惺惺相惜，互相欣賞勉勵，謝稱贊說：“戴師志存高遠，立志學術事業，文合時運，立論宏通，筆帶感情，自成一家。晚年不顧九旬耄耋之齡，全身心地投入中國歷史科學事業，令人敬佩不已。”2015年戴逸在給謝俊美的信函中也贊嘆道：“與君相識多年，足下風骨俊朗，勤奮著作，文藻秀逸，史才縱橫，自成一家。”以簡練、精辟、生動語言展現了謝先生史才縱橫，勤奮著作，自成一家的光輝學術人生。
謝俊美給予翁長松信函
謝俊美晚年生活是充實而快樂的，他不僅可以無憂無慮地翱翔在晚清、近現代史研究領域中發光發熱，盡情地抒發和釋放真知灼見的史學見解，還可自由瀟灑把玩自己愛好。謝俊美自小酷愛書法，俗話說：“三歲到老，六十難改。”翁同龢書法早年崇尚瘦勁，中年轉學顏體，晚年得力于北碑，平淡中見精神。他博采眾長，對唐代顏真卿和北魏碑版潛心揣摩，深得顏真卿書法之精髓，參以己意，筆力雄健，形成翁氏字體的獨特風格，被譽為“乾嘉之后第一人”。謝俊美長年模仿翁同龢書法手跡，日常又堅持用毛筆書寫，練就一手漂亮的翁氏體，堪稱一絕。
謝俊美是翁氏的貴人，也是我學習的榜樣，在他的精神感染和影響下，筆者也曾試著撰成《兩朝帝師翁同龢》一文，刊于《新民晚報•夜光杯》2003年5月21日上，社會反響極佳，不久5月26日又被《中國剪報》轉載，這說明翁同龢至今在社會上具有巨大影響魅力。這固然與歷史上翁同龢所創功德魅力有關，但這也離不開謝俊美先生多年來不忘歷史學家使命，對翁氏所作無私傳播和宣傳有關，感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