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場內(nèi)外：近代江南的女子體育（1895—1937）》是中國女性運動史領域研究專家游鑒明力作，呈現(xiàn)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發(fā)展演變及其所承載的社會文化內(nèi)涵。

本書以近代江南女子體育為研究對象，透過當時的報刊、調(diào)查、廣告、口述等材料，將近代中國學校、政府、媒體、社會如何看待及試圖改造女性身體的歷史做了梳理，并用近百幅民國時期的老照片、廣告、漫畫等相關圖像，讓我們更清楚地了解到時人心中、眼中的女子體育與女性身體。作者從性別視角出發(fā)，用女子體育史、運動史勾連近代中國史，審視近代江南女子體育與國家、民族、社會文化的關系，不僅呈現(xiàn)了近代中國社會多元變遷的歷史軌跡，也豐富了我們對近代中國女性的認識。

《運動場內(nèi)外：近代江南的女子體育（1895—1937）》，游鑒明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1月版

>>內(nèi)文選讀：

近代中國女性為了什么而運動?

1934年，浙江嘉興地區(qū)的一份調(diào)查顯示，在嘉興、中山和明德三所女中，學生最感興趣的功課除了國語、英語、算學，便是體育。而最有興趣的運動為籃球和排球。再以松江女中為例，從前面章節(jié)中可以看到，該校在校方和學生自治會的努力營造下，全校充滿運動氛圍，無論是學生還是教職員都投入體育活動，也因此，該校女學生對運動的態(tài)度相當積極。

松江女中所做的三種調(diào)查，多少反映了這種情形。例如，1930年，松江女中對學生進行心理調(diào)查，在“學校生活最快樂的是甚〔什〕么?”的選項中，有運動、團體生活、上課讀書、同樂會等，結果填寫“運動”的人數(shù)最多，計32人，其次是“團體生活”，有23人。

“心里最高興做的事”這項，有做事達目的、運動、讀書、音樂、不補考、功課做畢6個選項，選擇“運動”的有12人，僅次于“做事達目的”的14人。而在“最喜歡的學校娛樂（原記：學校里的娛樂頂喜歡）”這項中，167名學生選了運動、下棋和音樂。至于學生最有興趣的運動又是什么，該校創(chuàng)校5年的調(diào)查顯示，球類運動排名最高，其中籃球和排球更是深受學生喜愛。另外，該校高中師范科三年級，對全校95名學生所進行的“本校學生職業(yè)興趣調(diào)查”也表明，在116種職業(yè)中，學生最有興趣的前3個職業(yè)是探險者、銀行者、攝影師，并列第4的則分別是當籃球員和偵探員，占全體調(diào)查人數(shù)的31％。

統(tǒng)計數(shù)字固然可以說話，但畢竟是靜態(tài)資料，而該校學生的敘述可以帶給我們更真切的一面王漱蘭在《三年來之初中生活》一文中回憶，她就讀的班級在運動方面特別出色，從初中一年級起，她的班級就注重運動，教室里掛滿各式球類競賽的錦標。她發(fā)現(xiàn)，年齡小的同學對運動特別有興趣，因此，操場上經(jīng)常遍布著初一學生的足跡。升上二年級之后，除了球類運動，又增添田徑賽的練習，也不斷有球賽及慶祝會或慰勞會的召開。受到這種風氣的熏陶，很難有學生能不接受運動。王漱蘭便表明，她很喜歡擲籃球，對打球原本沒有太大興趣，但漸漸地，她也愛打球了。她有感而發(fā)地說：“雖則很累，可是仍舊愛之不盡。”因此，在初中三年中，運動成為王漱蘭的重要生活。

從前述看到，女學生對體育的喜愛，主要來自學校的鼓勵，但在被動的因素之外，是否有其他吸引力?撇開體育正課，具趣味性的體育活動，其實已逐漸成為學生日常生活的一環(huán)。一位筆名“雪城”的上海交通大學學生，在描寫交大學生的生活時，便指出學生的生活可以分成衣、食、住、行、讀書、運動和娛樂七大項。該校因為有寬闊的操場和游泳池，每到下午四時后，操場上到處是人。夏天時，游泳池也是擠滿了人。除了交大的學生，許多其他學校的學生在陳述校園生活時，也都會提到校園運動的情景。筆名“忍之”的作者記載醫(yī)學生的生活時，便描述不少學生利用清晨或晚上健身，例如散步、翻桿子、跳高、跳遠、練拳、擊劍、打球等。曾在海軍界服務的池孟彬在接受口述訪問時，對運動的喜愛溢于言表。他提到小時候，上海很流行一種踢小皮球的運動，他曾是校隊一員，而且因為非常喜愛足球，為了看李惠堂、周賢言的比賽，還和同學一起逃課。

這三位的敘述主要針對男學生，但同樣的現(xiàn)象也出現(xiàn)在女學生群體中。通過短文、自傳、口述訪問、校刊、日記和信函，我們不僅看到體育如何融入女學生的生活，也發(fā)現(xiàn)女學生做運動的理由相當多樣。

金安平《合肥四姊妹——一段歷史》這本書，曾對沈從文的妻子張兆和做過一些描述。例如，“她長的〔得〕黑，把頭發(fā)剪得短短的，像個小男生，又胖又壯，樣子粗粗的，沒有閨秀氣”，以及從來沒有家人注意她的容貌豐姿，等等。而19歲以后的張兆和，卻吸引不少男性，仰慕者還給她取“黑鳳”“黑牡丹”這類綽號。因此，包括她的家人和她自己都十分意外。還有，當張兆和在暨南大學住校讀書時，沈從文因為記掛著這位“臉黑黑的美人”，曾幻想著張兆和那種“晨起做操的生活規(guī)律”。

其實，光就“意外”和“幻想”的陳述，我們無法明白個中原因。幸而1929年和1931年的《申報》給了答案。就《申報》的報道，當年張兆和是中公中學女子籃球隊的隊長，還邀請復旦大學女子籃球隊賽球。這些訊息清楚地告訴我們，張兆和是一位擅長體育的女性，在倡導“體育能帶來健康美”的時代，張兆和既胖又壯、既黑又粗的樣貌，正迎合了當時的時髦口號，難怪能吸引眾多男性的青睞，而運動顯然成為她生活的一部分，否則沈從文不會對張兆和產(chǎn)生“晨起做操”的想象。

至于女學生做運動是為了什么。資料顯示，有的人抱著崇高的想法。例如，畢業(yè)自愛國女學校體育科的張載飛便表明，她之所以遠離四川，千里迢迢地到上海念體育，是因為受到“有了健強的身體，然后能作偉大的事業(yè)”，“要有健強的身體，非提倡體育不為”這些觀念的影響，再加上當時四川缺乏體育人才，于是她毅然決然地到上海求學。無獨有偶，浙江鄞縣女中趙美珍也認為，該校同學每天踴躍地做各種運動，目的就是“想為學校爭名譽，為個人爭光榮”。

但有的人只是為了鍛煉身體或個人興趣。曾寶蓀記得，10歲時（1903年），她就會練氣打坐，還傳授給家中的姐弟們。謝冰瑩也提及，就讀湖南益陽信義女校時，她每天主動打啞鈴，練身體。而為健康而運動的女性，還包括女運動員。第六屆全運會的短跑高手李森回憶，在四五歲以前，她的身體并不好，因為喜好運動，她的身體才逐漸強健，所以她感悟到“一個人底身體健康，倘若自己肯努力鍛煉，就不愁不會改進”。至于吳舜文，則表明，進中西女塾念書時，學校已經(jīng)有健身房和網(wǎng)球場，個性活潑的她，因身手矯捷，曾是排球、籃球、壘球的校隊隊員，因此，當時多半女同學憧憬著愛情，而她卻喜歡流連于戶外活動。一位署名“蕙芳”的女學生在日記上寫著，她很注重運動，經(jīng)常邀約同學到校園拍球，有一次，因為很久沒有拍球，她竟然感到“心殊悵悵”。

還有人不僅自己注重運動，也鼓勵自己的同學做運動。例如，袁琰希望她的同學不要頹廢沮喪，在給同學的信中，就提出以“動”來調(diào)適身心的觀點，她認為“玩玩球藝或者習習拳術”，能使心境愉快，體魄強健。就讀于上海持志大學的錢小姐，更是古道熱腸，除了自己常利用課余向男同學或初中部的同學學習射擊，還主動為同學組織籃球隊，聘請專家擔任教練，而且每天清晨，她就吹著銀笛，叫醒同學們練球。有意思的是，有的女同學還勸導異性運動。蕙芳的日記曾記載著，她鼓勵男友利用課余打網(wǎng)球，她的理由是“此事可嘗為之，且于衛(wèi)生有益”。

由上可知，有部分女學生是以主動的態(tài)度接受體育運動的。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尚武”“體育救國”的聲浪中，固然有女學生也高喊或認同這些口號，就如第一章曾提到，女學生經(jīng)由文章的書寫，表達這類看法。但回歸到個人的生活，可以看到女學生的運動觀，不全然圍繞著國家民族，有的人是為了鄉(xiāng)里、學校，而更多的是為了自己。